今年7月份的《南风窗》杂志，推出了一组“草根城市”的文章，介绍了义乌、温州、晋江、石狮、汕头、惠州等六座城市的“成长竞赛”过程。以草根来描述义乌这座城市的发展过程，我以为是非常通俗和切题的。说到草根，不禁要想起白居易的那四句诗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以为，后两句诗，把草根的生命力之旺盛写得淋漓尽致了。
义乌由20年前一个经济较薄弱的小县，发展到如今的国际性商贸城市，实在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许多经济学家来义乌作考察，发觉义乌的经济发展是无法用既有的经济学来解释的。义乌既不临海，也不靠边；既无工业基础，又缺自然资源；虽是农业县，但土地不多，且还是薄地居多。如以经济地理学的原理，是无法找到它成为经济强市的答案的。义乌的成长、发展靠的是义乌人当时抓住了政策机遇，靠的是不怕辛苦、不怕地位低、不怕利润薄的长途贩运，于是才有了草根发新芽的迹象。当第一个芽长出后，第二个、第三个芽也随之长出，于是春风吹又生，长出了一个国际商贸城市。
草根的特性是自我成长，而且是慢慢成长、在夹缝的环境里成长。当上世纪80年代初，义乌县政府允许农民在稠城的小街上摆地摊，经营一些低档、廉价的日用小商品，没过多久，便有更多的农民加入到摆地摊的行列。而当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立后，义乌的经商大军就急剧扩大了，而且也规范了。随后几年的发展，义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商贸城市，基本上实现了“全民皆商”。在市场里经商的农民，身上的泥土味渐渐地褪去，变成了一个个小商人。由市场所带动或是衍生的服务业也为许多义乌人提供了就业、赚钱机会。一人经商，全家小康。这正是当时义乌经济发展的写照。
市场所带动或衍生的不仅仅是服务业。到了90年代中叶，相当一批经商户，凭借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市场和资金，再加上一点冒险精神，就开始办厂。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都是适合小商品市场销售的：袜子、工艺品、饰品、衬衫……由于办厂者有着商人和企业主的双重身份，能做到以销定产，产品适销对路，因而企业发展很顺利，成长也很快。如今的新光饰品、浪莎袜业、华鸿相框、双童吸管等一大批企业，都成了全国同类产品的领军企业。
四年前，有一次我到兰溪兰江冶炼厂采访，望着那延伸进厂区的专用铁路线和一条条百来米长的生产线，随同的一名省报记者说，尽管义乌企业多，经济发达，但都是一些小厂；尽管兰溪现在经济不景气，但有的是大厂。只要大厂重现生机，就是猛虎下山。是的，这名记者道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义乌市场大、企业多，老板多、有钱者众，但缺少那种资产数十亿的大企业。从税收上看，义乌年税收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很少，而邻居永康市却有相当一批。义乌缺少巨人型企业，不能不说是经济发展的一根软肋。
然而，我以为，义乌大可不必刻意去建设那种巨人型企业。正像不必苛求在草原上长出大树一样。义乌出不了巨人型企业是由义乌的经济生态所决定的。
前面讲过，义乌的企业是由市场带动或衍生的。义乌的市场是小商品市场，生产小商品的企业不一定需要有很大的厂房、尖端的技术、众多的工人。它可以随大随小，比如说袜厂，有数千人的工厂，数十人的工厂也有。不像生产钢铁、汽车的企业，哪怕规模很小也要占地上百亩，投资上亿元。此其一。
第二，义乌企业的投资主体是个体。他们做生意赚了一些钱，再加上相应的贷款，数百万、上千万元的资金，要造出一个巨人型的企业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有资金把企业做大，如果投资者所掌握的市场与之不配套，他们是不会冒这个险的。投资者最理想的企业规模是与市场销量同步。义乌相当多的企业有好几个厂区，就是渐进式发展的结果。
第三，就义乌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而言，也不具备造巨人型企业的条件。土地和水是义乌最稀缺的资源，所以每次国有土地转让，义乌都会出现令人不可思议的天价；所以前两年义乌要花两亿元从东阳买水。
当大象与蚂蚁站在一起比块头大小时，蚂蚁无疑会无地自容；当蚂蚁问大象，我能背着比自身重几倍的物体爬行，你能吗时，大象又有何感言？我想也会是无地自容的。不同的物种造就了不同的体量，不同的生态造就了不同的物种。一个地方的经济如果能靠大企业来带动，当然好，如果只能靠中小企业来带动也不是坏事。只要因地制宜，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不管走哪一条路，都是正确的。
小商品特性，决定了义乌的均富结果
一个城市是有成千上万个百万富翁好，还是由几个超级富豪带头好，这永远没有答案。义乌没有超级富豪，却有无数的一般富翁，而其他地方有超级富豪，但是一般富翁远远没有义乌多，这是一个事实。但要明白的是，这个事实只是一个自然发展所形成的现实，而决不是按照某一种模式刻意发展的结果，更不是有意的。一个地方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完全是种种主客观因素，特别是人文、历史、地理环境、资源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至于任正非的“华为”现象，则纯属偶然，这本来就是一种奇迹，没有多大普遍意义。说实话，如果世界上有许多“华为”，那就不是奇迹了。
众所周知，义乌是一个依靠小商品经济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笔者认为，义乌没有超级富豪，却有无数的一般富翁的现象，是其小商品经济特性所造成的。
显然，小商品经济的特性是小而散，散而多。这决定了义乌很难出现超级富豪。虽然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小商品，但小商品毕竟技术含量低、单价低，这就决定了做小商品的企业相对而言比较难以做大。以义乌比较有名气的“浪莎”为例，其规模不可谓不大，其地位在同行中不可谓不高，应该说是属于世界级的制袜企业，尽管发展时间也不算短，但其产值、利润等指标与其他超级富翁比起来差距还是比较大。
小商品经济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多。小商品五花八门，品种很多，多得不计其数，究竟有多少种，没有人能够说得出，甚至也没有大小、优劣之别。小商品经济的这一特性，给创业者提供了大量的介入机会和可能。举个例子，就算小商品品种为10万种，那么即使每种小商品只有一家生产企业，则企业数也有10万家，这样可以培育出10万个老板。 反之，如果是汽车、电脑等行业，如果要发展出10万家企业的话，那就不可想象了。此外，小商品的技术含量低、单价小的特性决定了生产小商品的门槛相对较低，从而使义乌人很容易介入。 （白 雨）
义乌农民收入增幅超过居民3个百分点的意义
据义乌市统计局调查，今年前三季度，义乌农村居民收入继续在高位上增长，收入增幅均在10％以上，增幅连续两个季度超过了城镇居民3个百分点。对于义乌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市民3个百分点，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建华连用“非常惊喜、大好消息”来形容，“这是目前在浙江以至全国都少见的大好事”。
长期研究浙江城乡发展的杨建华教授认为，中国农民收入水平一直以来都低于城市居民，因此，我国每年一号文件都以“三农”为主。以浙江为例，去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14050元，而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才6050元，城乡收入差距可见一斑。
义乌的农民收入增幅今年首次超过市民3个百分点，这说明义乌市运用城市化、现代化来破解“三农”问题，为全省各地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一种思路和借鉴经验。
杨建华认为，义乌成功经验表明，努力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是农村最终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很好途径。这与今年初，省委出台《浙江省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不谋而合，《纲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十一五”期间，力求推进全省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农村奔小康，力争2010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元，基本实现农村小康指数标准。
“当然，义乌经验最重要的还在于，它符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内容’，反映了和谐社会发展要求。”杨建华说。 （据都市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