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这座浙中城市的本地居民一样，叙利亚人法胡尔已经把义乌当作自己的家，在他经营的“一千零一夜”西餐厅里，除了来自中东“老乡”之外，还有来自韩国、欧美等国的“老外”们，尤其让他感到开心的是，一些义乌本地的年轻人也开始光临这个餐厅了。“各大洲的人在这里友好相处，大家已经习惯这一切了。”显然，法胡尔对发生的这一切很满意。实际上，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剪影，“一千零一夜”西餐厅正成为义乌城市生态的一个生动注脚———义乌是世界的义乌。
和元朝的泉州、开埠时期的上海相比，在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里，除了世界各地创业者别具活力的脚步之外，同样也充满着城市扩张的痕迹，一个又一个工地和脚手架虽然使城市显得有点凌乱，但同时也在预示着城市的雄图，她将变得更加庞大和有活力。
义乌人喜欢说：“我们更善于做大市场，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看似平淡的一句话，除了是对过去20多年义乌城市发展的最好总结之外，其实还隐藏着他们对世界市场的更大追求和图谋。
政府和市场的黄金分割
几乎所有来到义乌的人都会赞叹义乌市场之大，而在赞叹之余，他们也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义乌？这里没有优越的资源，没有优惠的政策，也没有靠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让义乌在中国批发市场的版图上崛起，创造了奇迹？
为什么是义乌？
上世纪80年代初，与义乌齐名甚至规模名气超过义乌的市场有很多个，比如说湖北武汉的汉正街、福建石狮、浙江温州。它们有的位于省会城市、九省通衢，有的依靠沿海优势，有的甚至和侨胞有天然的联系。从先天条件来看，义乌并不占优势。但发展到现在，这些市场有的转型成为了大商场，有的退化成为地域性市场，有的甚至变成了工业基地。浙江300多个专业市场、全国8万多个大小市场，最后只有一个义乌，不断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义乌能够快速发展起来，市委市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吴蔚荣说。
对此，刚刚出版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的《兴市之路》一书的何培松深表赞同。何培松是商城集团的总裁助理，长期工作在市场经营管理第一线，考察过全国上千个不同类别的批发市场，也成功策划过全国数十个各种类型的批发市场，对各类市场的兴衰成败了如指掌。
何培松比较分析了义乌和石狮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石狮在经历了几乎所有市场最初的混乱之后，没有依靠政府的力量对商品进行分类集聚，商贩依然采用强买强卖、高叫价低还价等方式，同时由于走私服装多、自身的产业基础不好，最终自生自灭，成为了一个区域性市场。
而义乌由于整个市场的所有权是政府的，可以很好地对市场进行规划。政府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在新的地方建设新的市场，对各代市场进行不同的功能定位，然后利用政府的力量动员摊主搬迁。同时，由于市场在整个义乌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很大，所以市政府有动力当好“物管”的角色。“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义乌的市场是一代一代建的。”刚刚结束了义乌专题调研的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金祥荣教授说。“1982年，我就在义乌第一代的马路市场里摆摊。”现在是中国小商品城工商分局管理人员的虞国和说。 [NextPage]
1982年前的义乌农民在县前街就地设摊沿街布市。1982年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回忆说：“我当时来义乌后，发现义乌土地太少，农民搞鸡毛换糖也是迫于无奈；而农民在包产到户后，大部分时间没事干，计划经济吃大锅饭，给我带来了深刻教训。在充分听取群众的各种声音后，我觉得应该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维护群众的积极性。就这样，我和其他领导出台了‘四个允许’和‘五项扶持’政策。之后的各届领导，一代接一代，一代胜过一代，后浪推前浪，把义乌不断推向前进。”
1982年9月5日，义乌县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放，并投资9000元沿街设了700个水泥板摊位，这就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我当时和老婆分了一下工，我跑运输，她管销售。”由于当时江苏的乡镇企业比较发达，年轻的虞国和就跑到江苏把一些饰品等小商品运过来，然后拿到“马路市场”上卖。
与义乌相比，国内许多地方的市场是一个一个建的，每个市场中间卖的东西重复，导致内部竞争非常激烈，同时，不同的分市场的所有权归属于不同的主体，结果导致摊位搬迁时会出现种种矛盾。另外，不少市场是先建设再招商，所以很多市场建成后好几年人气都不旺，成为了“空壳市场”。“我们义乌是先有人后有场的。”中共义乌市委党校副校长鲍中夫说。第一代的马路市场是由于放不下摊位了才根据需要建了第二代，而最近开业的“国际商贸城二期市场第二阶段”也是刚开业就人气很旺。
源远流长的商业基因
如今上了年纪的人，大多会回忆起几十年前三个五个手摇丁冬作响的拨浪鼓、肩挑一副沉甸甸的糖担的一群人，他们是“敲糖帮”，他们是义乌人。“敲糖帮”的传统始于清朝乾隆年间，当时义乌全县的“敲糖帮”已约有糖担万副，开始形成了“鸡毛换糖”的交易特征，他们用红糖从外地换来鸡毛、鸭毛等，当作农田的肥料，上等的鸡毛还可以加工成日用品或工艺品，再转手出售获利。据了解，“敲糖帮”的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敲糖帮’的血液里流淌着创业基因，骨子里有讲诚信的精髓。”吴蔚荣分析指出。
而义乌的商业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得更远。据介绍，在2000年义乌市民广场工程中发现了春秋时代13口古井。在古代，有井的地方往往会有集市，称之为“市井”，市井交易可以视作为商业的滥觞。“这可能是义乌古代商业达到相当高水平的表现。”义乌市志主编吴潮海说。他认为，如此密集的水井发现，可见当时商业繁荣的程度。
此外，明朝中后期戚继光发现义乌人善战骁勇，招了3000义乌兵抗击倭寇，也成了义乌精神的一个源头。随着“倭乱”的最后平息，这些彪炳史册的义乌子弟复员之后，就利用自己走南闯北、信息灵通、交际灵活等特点，开始了贸易生涯。“这是一种血液，一直在义乌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有人这样总结，今天的义乌人把这种精神总结为八个字：“勤耕好读、刚正勇为”。
那么，和浙商其他群体———温州人的精明、宁波人的大气、绍兴人的低调相比，今天的义乌商人显然有着和义乌兵一脉相承的基因，那就是诚信为本、义利并重、勇往直前、闯荡天下、敢于创新等，正是凭借着这些人文精神的传承，和先祖一样，他们开创了义乌国际商贸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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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性的创造
去过义乌的人都会发现，义乌市场与国内其他市场有很多特别的地方。
第一是大多数摊位不接受零卖，因为它们的摊位小，所以陈列的都只有一个样品，如果零卖就无法和后来的商人交易了；
第二是外国人特别多，去年新开张的四星级大酒店义乌颐和大酒店有288间客房，自开张以来，每天的入住率都在85%以上。“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客人是外商。”该酒店董事长徐汉荣表示。据介绍，目前义乌有来自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8000名外商、570多家国外企业商务代表常驻此地采购商品，20万经商大军在这里以日均2000多个国际标准集装箱的规模将商品发送到212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外向度已达到60％，成为全球公认的国际商贸城；
第三是义乌到处都有网站广告，60％以上商位开展电子商务，开通了网络电视，其中由市场发展商投资1000多万元建成的中国小商品数字城网站，把所有5万余个商位搬入因特网，日点击率过10万人次，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网站，实现了有形与无形市场共同发展。“正是这些原因，义乌完成了从现货交易到货样销售的转变、从国内批发到国际化的转变、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的转变，跳出了西方经济学关于批发市场必然慢慢消亡的陷阱，而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金祥荣说。
金祥荣提到的批发市场必然消亡的陷阱基于两个力量。其中第一个原因是商业革命和零售革命。欧美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形成了大量工业品专业批发市场，这和我国现在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随着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的出现，它们以销定产，控制了商品流通链中的生产和批发环节，使得那些独立批发商也就是专业批发市场的地位降低。
另一个力量来自于生产企业本身的壮大。跨国公司等理论显示，随着规模的扩大，高档品牌商品为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将营销体系内生化以降低成本，也就是说建立庞大的专门的营销队伍来从事销售，从而降低了对专业批发市场的需求。
但是义乌通过其三方面的转变，使得以信息搜寻为主的交易费用持续下降，从而产生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增长机制，成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母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义乌市场可谓世界性的创造。”金祥荣说。
永不落幕的博览会
中国三大饰品生产基地之一，产量占全国70%，有饰品生产企业1300多家，经营企业3000多家；
袜业产量占全国35％以上，浪莎企业拥有全国惟一袜业驰名商标，两年后全世界最大的5家袜厂所在地；
拉链产量占全国的50％以上，全国最大拉链生产企业“伟海拉链”日产拉链15吨，目标是做全世界最好的拉链企业；
香水系列、彩妆系列的主要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圆珠笔生产基地，日产圆珠笔芯12万支，年产3000多万支；
胶带产量占全国50%，销量占全国70%；全国绒线主产地之一，产量占全国市场30％以上，“真爱”公司为全国最大毛毯生产企业之一；
工艺品产量占全国市场60％以上，年产值30亿元人民币，“华鸿”、“王斌”公司为全国最大镜框生产企业之一；
仅仅双童吸管公司产量就占全球的25%，日产10吨，1500万支，全部出口到麦德龙、沃尔玛等国际超市。
这就是义乌。当记者询问一位在福田市场二期从事包装袋生意的摊主是否在本次“义博会”上参展时，他骄傲地说：“在义乌，天天都是博览会。” [NextPage]
价格比厂家还便宜
到过义乌的人都有个印象，在义乌买东西，有许多东西比直接从厂家买还要便宜。“这好比你坐飞机出去旅游，旅行社报给你的票价就永远比你从航空公司直接拿到的票价低，因为旅行社的客源相对稳定而且规模很大。”金祥荣解释说。
到义乌买商品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每天到义乌来的客人规模都很大，加上义乌有32万种小商品，种类极为丰富，几乎没有你买不到的商品，这样，整个商品的成交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厂家的营销费用和搜寻客户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他们自然愿意给经营户较低的价格。
“现在的义乌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价格形成中心和产品创新基地。”吴蔚荣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因为价格低吸引更多的客商进来；更多客商的入驻使得市场的规模更大，从而更有能力提供更低的价格。”金祥荣说。
而同样对义乌颇有研究的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上市公司小商品城的独立董事郑勇军发现，除了上述优势，相比全国其他市场，义乌的物流成本要低30％左右。
据恒风集团公交事业部总经理骆有勇介绍，全国货运专列7个始发站，义乌这个县级市占到了5个。而伴随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起来的物流企业浙江恒风集团和联托运公司，可以快速将客户的货物及时发送到全国各地。
郭集福是位专做巴西天然水晶宝石生意的马来西亚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他的生意一落千丈。1998年，他来中国做生意。没几年，他发现小小的义乌，居然连五大洲的人都有，每年的国际贸易量更是大得惊人。当时他在中国的单子不少是在义乌市场做成的。两年前，他下定决心在义乌租了个摊位。现在他每年通过义乌国际商贸成做成的单子远远超过了在马来西亚的生意。
如果说郭集福本身还有点外贸生意的基础，那么金禄珍就完全是靠义乌发展起来的典型了。
金禄珍是义乌邻县浦江人，1997年开始办锁具厂，听说到义乌做生意客户会比较多，1998年6月，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篁园市场租了半个摊位，没多久就接到了一个西安外贸公司的外贸单子。更令她意外的是，老外不久就“按图索骥”找到了她的摊位。到1999年1月，她接到的外贸订单越来越多，自己也越做越有信心，不仅把摊位从半个扩大到一个，在浦江的工人也迅速从10多人发展到70来人。2003年，现在的国际商贸城一期完工招投标，她投中了两个摊位。去年10月份，她又在浦江买了20多亩地，工人跟着增加到200来人。
这种事例其实在义乌很普遍。有家企业，原来有20多个外商客户，把公司总部搬到义乌不到两年，外商客户就增加到了80多家。还有大家很熟悉的“中国结”，一个原本接近消亡的产业，这几年借助义乌市场的两个摊位，每年的销售额接近20亿元，不仅养活了台州和东阳等地的经营户，还“救活”了这个产业。
统计显示，在本地人口不到70万的义乌，外地常住人口达到了100万，平均每天通过义乌海关出口的标准集装箱多达1000个。“义乌已经成为全国中小企业和世界商品交易的平台，其功能绝不亚于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何培松认为。 [NextPage]
极化效应和义乌经济圈
2003年，与义乌毗邻的浦江县提出了“接轨义乌”的战略，从产业接轨、市场接轨到要素接轨、观念接轨，在接轨中共享义乌的商品市场资源、基础设施资源、人才信息资源和城市品牌资源，并且把一年一度的水晶博览会和挂锁博览会也搬到了义乌。浦江水晶企业接轨义乌市场后带来了新的爆发力。据统计，浦江水晶工艺品名气日盛，产量占了全国一半以上，而其中的40%产品则出口到欧美和东南亚各国。
兰溪市也是义乌的近邻，也千方百计与义乌市场对接，依据市场平台抢占国际市场。织造是兰溪市的支柱产业，全市600多家毛巾生产厂家年产6亿条毛巾，50%通过义乌市场销售，日用化工、电子、食品、塑料等行业的许多企业，也竞相在义乌市场设置“窗口”，逐步扩大“兰溪牌”在义乌市场的占有率。“接轨义乌”，现在已经成为周边县市的共同战略，武义、磐安、金东区，甚至衢州、丽水等地的一些县市，都在义乌设立了政府办事处，希望能够在市场源头捕捉到机遇，搭上经济发展的快车，从而在浙中盆地隆起引人注目的“义乌经济圈”。“这种现象是由义乌市场的‘极化效应’造成的。”金祥荣说。
金祥荣认为，义乌几代市场的变迁造成的“母市场效应”，对其他地方性专业批发市场产生极化，这首先使得浙江其他地方同类中小型专业市场的萎缩和消亡，接着其辐射作用将遍布全国，今年广交会开始不让义乌人散发广告就是一个例子。
战略高地
义乌每天出口的商品有近1000个标准集装箱，按一年35万标箱的出口交易量估算，2004年通过义乌市场出口的商品出口交货值达到1000-120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数字仍以30%-40%的年增长幅度迅速扩张。此外，全国许多规模以上企业在义乌市场设置商位，通过自营出口渠道异地交割的出口贸易，这些交易并没有计入义乌市场的统计数字中，据估计，这部分贸易创造额大约在50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交易规模本身就意味着十分重要的国家意义。”金祥荣指出。
曾有经济学家指出，零售业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行业。类似沃尔玛、家乐福之类的连锁大超市，使得企业成为市场的主导者，供应商对其的依赖度越来越大，从而出现超级零售商控制生产商的现象。因此，美国一位商业人士表示：“如果沃尔玛跌倒了，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国家安全问题。”
而义乌小商品市场正日益担当起这样的角色。目前，义乌市场已与200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经贸往来关系，商品出口市场总体上已实现了从低档市场占领到中高档市场渗透的转变，甚至以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为主要产地的进口商品，也纷纷通过义乌市场这个平台进行全球贸易，因此，义乌已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非耐用消费品举足轻重的出口基地。
此外，由于义乌在流通环节所创造的“母市场效应”，使它成为抑制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和人民币升值制造业离散转移的重要力量，义乌市场的国际化又扩大了市场发挥产业集聚的作用。[NextPage]
世界的义乌
义乌市距上海300公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外国买主都到那里订货。———联合国、世界银行和摩根士丹利等世界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震惊世界的中国数字》报告
去年6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难民署、项目事务厅等联合国采购机构官员相继考察了义乌市场。同时，联合国已经在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二期一阶段一楼大厅内建立了采购信息中心，这是继在北京建立采购信息中心后的我国第二个联合国采购信息中心。该中心把在义乌市场收集到的采购信息传送给联合国有关机构参阅。
义乌一家海运公司的负责人透露，从今年初开始，几乎每个月，联合国的采购系统都从义乌采购大量毛毯、服装、工艺品等物资，运往联合国总部和世界各地需要救助的地方。
如果说义乌已经跳出了世界经济史上工业品专业市场消亡的历史陷阱，创造了市场辉煌，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义乌未来发展的动力在哪里，义乌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义乌是否存在着发展的陷阱和缺憾，这些问题将成为义乌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义乌可以复制吗？
在一个缺乏各种条件、资源的地方，义乌带给世界的是一个奇迹，那么义乌能否在其他地方进行复制，何培松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义乌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除了浙江强大制造业的支持之外，政府对市场资源的控制和分配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其他地方复制义乌可能性不大。“现在的义乌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交易市场概念，而是电子商务、物流、信息、产品展示和产品创新为一体的市场，所以人家很难在短时间内学去。”吴蔚荣说。“也许只有广州可以复制，而且可能会比义乌做得更好。”何培松说，不过他又强调，由于城市定位的不同，广州显然是不会复制义乌的。
“将义乌作为一个平台进行产业嫁接，这才是很好的复制。”何培松认同这种意义的复制方式，比如义乌周边的县市、浙江制造乃至全国制造业，都应该好好利用义乌这个国际上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平台，实现产业和贸易的嫁接。
而在很多义乌商人看起来，复制义乌市场意味着更大的商机和利润。自从义乌市政府在1999年5月下发了《中国小商品城国内外分市场管理办法》颁布以后，复制义乌市场就在全国各地不断进行着，太原、大同、兰州、宝鸡、徐州、西安等分市场不断涌现，并且在各地掀起市场热潮。
在不可复制和复制的争论中，义乌市场这种模式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方向将持续着，这是否是义乌放大影响力的路径，显然有待于更多的观察。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他们伸出5个手指头，那就意味着要求返5个百分点。”一位在福田市场一期做小挂件生意的摊主如此形容他遇到的一些翻译。
据了解，由于不少摊主的商品90%是通过外贸的，因此语言问题成了大障碍。市场管理员介绍，为了提高摊主们的文化水平，市场已经免费举办了十期培训学校，内容主要包括英语、市场营销和电脑，已经有20900人参加了学习。但是一方面由于摊主生意繁忙，另一方面由于客商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最后不少交流不得不通过翻译，而其中的翻译就要拿返点，5%—8%的返点成了行业惯例，这也使得成本提高。“其实完全可以由市场出面成立一个专业的翻译公司，让政府在公共领域配置资源，从而降低经营户的成本。”一位熟悉义乌市场的业内人士称。
而义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秀仙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正在对市场内现有的各种中介机构进行严格把关，调查其信誉度，并且建立信用档案，以此来杜绝一些不诚信的情况发生。”
类似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一些。据一位资深市场管理员称，尽管商城一再要求经营户“批零同价”，因为零售价格低是给义乌市场最好的广告，但是由于店面租金贵、仓库离店面远以及店面只有少数几个样品等原因，不少摊主往往拒绝零卖的请求，有的即使零卖，价格也要翻几番，甚至比别的地方贵。
还有就是法律方面的问题。因为义乌经营户大多是个体户，不具备法人实体，在进行涉外法律纠纷时，案件办理比较麻烦，所以不少经营户就采取了“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的立场，对一些涉外诈骗自认倒霉。[NextPage]
走向未来
许多人提到义乌的时候，都把它和阿联酋迪拜相提并论。迪拜被誉为“中东的香港”，是全球第三大转口贸易中心，进口的商品72%转口至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
迪拜有为数不少的专业产品批发市场，诸如汽配、服装、纺织品、鞋类箱包、手机配件、建材五金等等。迪拜所有的市场都是自发形成的，在沿迪拜湾的一片狭小空间里，每条街面都可以成为连接亚非大陆的货物场，每个店面都可以成为中转交易平台。“迪拜的繁荣，是因为它本身是自由港，不收税。”曾专门研究过迪拜市场的何培松说，“也许今后让义乌成为国家的试验区、保税区是个不错的方向。”
而重视企业家精神的金祥荣则更加希望义乌能够诞生出商业企业家。在金看来，义乌市场上仍然大多是业余级别的商户，而非具有职业精神的商业企业家，这无疑将对市场的未来造成伤害。“应该允许商户之间进行交易兼并，把有限的商位向经营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家’集中，在融资等政策支持方面，更多地向商业企业倾斜，加速商业资本积累。”金祥荣指出，“同时推进商城集团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改革，把商城培育为有相当市场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民营大型商业集团。”
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建锋则认为，义乌现在主要靠个体类公司，出口的都是廉价类商品，比较弱小，难以形成品牌出口，往中高端发展受限制。“各生产商能否通过股份合作，联合做大品牌，吸引中高档品牌进驻，提升档次和贸易中介组织的层次，这一点很关键。”
此外，由于义乌县级行政区的级别，在市场的发展中出现了诸如涉外经济活动无法有效保护和激励、涉外经济纠纷大部分得不到立案或有效调解、贸易合约得不到有效保护和实施、外商邀请和外国人居留许可签发往返时间过长等“义乌困境”，县级市的权限和全国首屈一指的内陆国际开放城市之间产生了矛盾。“因此，从尊重义乌的创造、维护义乌国际化的发展势头来说，解决‘义乌困境’最有效的选择，是借鉴对沿海开放城市如宁波、大连、青岛、厦门等进行直接政治授权的经验，给义乌应有的涉外经济管辖权进行直接授权。”金祥荣说。 (每日商报)
